是电台还是收音机？

 

 

六十年代，我想装矿石收音机。小院的邻居、山东籍作家马又之先生说，要装就装一台单管机。

 

那时候五金公司（现在是金三角）有电子元件卖，三极管、电阻、电容、磁棒，应有尽有。二楼有位老人，眼睛高度近视，头发花白，整天埋头修理无线电。他叫韩明辅，是无线电维修专家。父亲带我去拜访他，我跟着大家叫“韩技师”。

 

他的工作台在四面玻璃柜台围成的中央，台上摆着待修的扩音器、收音机。他手握电烙铁，沾一下松香，吸一点焊锡，找准焊点，把元件焊牢。每次见到他，始终把头埋在电器里，在电路板上寻觅焊点，生怕虚焊引起接触不良。

 

 

他待人态度和蔼，轻声细语，谁问都不厌其烦，技术从不保守。我隔三差五去他那儿买元件，他每次都帮我用万用表测试，替我挑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

 

可零件要钱。三极管几块钱一只，对成年人不算什么，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一笔巨款。

 

钱从哪里来？卖废品。

 

废品收购站在城南（现在批发市场），收旧书报、猪骨头、破铜烂铁、碎玻璃。那年头酒瓶子少，买酒都自带瓶子，我们就去捡碎玻璃。谁家窗户玻璃碎了，我们就捡了卖钱。猪骨头也能卖——煮了骨头汤，剔下拆骨肉，剩下的骨头七分钱一斤。旧书报被当作“四旧”，各单位不敢留，全抱到院外烧掉。图书馆的书烧了三天才烧完。我假装去拨火，趁人不注意，偷偷捡几本藏在怀里，读完了还是卖掉换钱，只留下《水浒后传》和《镜花缘》，藏了五十多年。

 

就这样一点一点攒，终于凑够了钱。

 

在韩技师指导下，我装起了收音机。单管机装成了，音量低弱，只能戴耳机听。韩技师说，单管机落后了，装两管机吧。他教我在天线上做文章——用电灯泡线上缠锡纸，再把铜线绕上去，音量果然大了，电台也多了。连云港台、淮阴台，有时夜里还能收到莫斯科的电台。

 

每天有空就戴上耳机，转动双连调谐旋钮，那时候听着从耳机里传出的音乐声，是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

 

 

好景不长。那一年，“运动”来了。我家门口竖着五六米高的天线，头上戴着双筒耳机——电影里特务发电报就是这个形象。有人怀疑我在搞“特务活动”，造反派把我的收音机强行抱走了。父亲解释，他们不信，说东西已经送公安局审查了。

 

两年后，收音机审查完毕，确认不是电台，才还了回来。我如释重负。这段荒唐的往事，后来被我写进了长篇小说《那年榴花红似火》中。

 

韩技师那边，也不太平。他解放前曾做过广播电台技术台长，历史清白，但那个年代总有人想翻旧账。有人想批斗他，可中学里的两派学生谁也不让动他——因为谁都要他修扩大器，用高音喇叭攻击对方。他是双方都要保护的人。

 

有一年夏天，学校里扩大器昼夜广播，电子管热得直烧。韩技师出主意：把机盖敞开散热，轮流用扇子搧。学生们搧得叫苦连天，多年后有人怀疑他是故意让学生受累。韩技师笑笑说：“这办法绝对有效，科学的。”学生们有苦也说不出。

 

七十年代初，省里给了沭阳两台14寸黑白电视机。没有差转台，韩技师协助文化馆和广播站竖起三十多米高的天线，才收到连云港台的信号。一到晚上，看热闹的市民挤满了院子，单位不得不锁门拒客。

 

后来我下乡插队，带着那台收音机去了农村。干完活，戴上耳机听新闻、听音乐，社员们围过来，觉得稀奇——这么小的匣子怎么会有人说话？把耳机贴到耳朵上，听到声音，惊诧不已。

 

韩技师还帮过我家大忙。那时候凤凰自行车凭票供应，一个单位一年也没几张票。农村的亲戚求我们帮忙，父亲找到韩技师，他把自己的供应票给了我们。年底，我们去五金公司推回一辆崭新的凤凰车，引来四邻羡慕的目光。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韩技师。他帮我买自行车的情，我一直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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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浩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