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通州区开业较早且展品特殊的博物馆，位于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北京大戚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绝对算一个。顾名思义，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机、收音机与电视机等电器，它们虽不是千百年前出土的文物，但对于电影电视这些问世不过百年的“新兴事物”而言，馆内物品已足可串联展示相关发展脉络。
“老五四”电影放映机镇馆
收音机、电影机、电视机……这些与现代人息息相关的事物发明至今仅百余年，时间不长但是过程却极为精彩，其中的一些发明也彰显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智慧。位于通州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北京大戚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展示了各个时间、地区的电影机、收音机、电视机共计350余件。
该博物馆共有两层，一层展示电影机，二层展示收音机与电视机。走进一层展厅，记者的目光被墙上密密麻麻的塑料胶片轮和下面摆放的胶片盒子吸引。不过博物馆馆长戚建钢却首先介绍起一旁摆放的一架电影机。这架名为HELIOS牌马型固定式电影放映机，是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生产的，由于其外形非常像马，所以又叫马型电影放映机。戚建钢介绍，这台电影放映机由出胶片、收胶片、灯箱等零部件组成，自从电影发明出来后，不管放映方法历经几代革新，光源始终是最重要的。“使用马型电影放映机时，将碳棒放在放映机后面的灯箱内，通过燃烧产生光源。而放映机上下的盒子分别是出胶片和收胶片的，一盘电影胶片先放到出胶片的盒子中，随着电影播放，胶片一点点进入收胶片的盒子中，胶片都播放完成了就要换一卷新胶片。”戚建钢说。
放在现今，这个流程已经足够烦琐。戚建钢说，当时不仅是看一场电影不容易，放一场电影也很难。根据上述流程，这台马型电影放映机运作时至少需要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负责光源，当碳棒快要燃烧殆尽时要及时更换；电影放映过程中也需要一个人不停操作放映机上的滚轮，才能保持画面不停。“这可是个技术活，摇滚轮不能太快，要不然画面不清晰，需要匀速；更是个体力活，使用这台放映机播放电影时需要不停地摇滚轮，直到放映结束。这些都是对放映员不小的挑战。”
除了这台马型放映机，还有一台长江16毫米流动式放映机也十分值得一看，这是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台电影放映机，由于生产时间为1954年，所以不少影迷也亲切地称呼它“老五四”。说起来，“老五四”还与周恩来总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周恩来在乌克兰访问，记者拍摄了很多视频资料，这些资料存放在一卷卷宽度为16毫米的胶片内。临行前，中方想要得到这些资料，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放映机，于是乌克兰又赠送了一台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而展柜中的这台“老五四”就是在乌克兰赠送的16毫米放映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
在电影还是放映机的年代，胶片就是灵魂。马型电影放映机使用的胶片宽度是35毫米，“老五四”放映机用的胶片宽度是16毫米，戚建钢说，当时中国还使用过十几年宽度为8.75毫米的电影胶片，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3年，中国首次生产宽度为8.75毫米的胶片。由于当时国内普遍使用国际通用的8毫米胶片，而相应的洗印、放映设备等也都与此规格适配；更换8.75毫米的胶片后，国内厂家又开始开足马力生产适配相应胶片的机器，虽然短时间内生产出一批，但是机器质量、影片画面质量较差，最终8.75毫米的胶片于1979年停止生产。戚建钢说：“8.75毫米胶片存在了16年，这在电影史上是种勇敢的尝试。这背后还能看出当时中国人自力更生的精神。”
博物馆第二层展示的电影机近百台，相应的展厅风格也是电影院的布景。展厅入口布置成了老电影院的样子，而在展厅内还能看到从板凳、木质再到布艺、真皮等各个时代的电影院座椅，这些座椅也在和参观者诉说着电影院的发展。
老收音机上留着日寇侵华罪证
博物馆三层展示的是收音机和电视机，这两类物品与百姓日常生活贴得更近。馆内展出的收音机不仅外观各式各样，而且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最珍贵的收藏还是日寇侵华的证据。
上期探宝中，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的1932年瓷盘不仅是刘长春“单刀赴会”的见证，更披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大戚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内两台生产于20世纪30年代的收音机也是见证者。
其中一台是由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展柜中，这台收音机侧面面向观众，并安装了一个放大镜，放大了印在收音机侧面的“改造济之证”印章。工作人员胡畔介绍，这台收音机由一位市民捐赠，是其父亲在1934年4月于上海购买的。三年后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由于日本侵略者害怕地下党将收音机改造为电台传递情报，便要求上海市民将家中的收音机拿到指定地点检查，如果合格便可以拿走，不合格就要当场拆毁并没收。“‘改造济之证’就是日本侵略者给收音机印的‘合格’标志。这台收音机伴随着他们一家人从上海到苏州，最终到北京。”胡畔说。
一旁展出的收音机生产时间为1937年7月7日，正是卢沟桥事变当天。这台名为“满洲标准型四号”电子管收音机的度盘上面，不仅印着日本地图，还有朝鲜半岛和我国东三省的地图，印证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野心。胡畔说：“度盘是调台用的，可以看到度盘上只有0到100，是因为当时日本电台的波段就是0到100，这也说明这台收音机即便是在中国生产，也只能收听日本的电台。”
博物馆中另一台具有代表性的收音机，就是1959年生产的熊猫牌1502型电子管收唱两用机。这台收音机体积很大，外壳的主要材质为红色木头。胡畔介绍，彼时正赶上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为了给国庆献礼，南京无线电厂研制了一批当时国内技术最先进的电子音响产品，其中就包括这台1502型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具有播放唱片和收听广播节目两种功能，和它同一批生产的1501型收音机多了录音功能。这批收音机因为功能完备且性能良好，当时售价非常贵，只生产了400多台，大部分放在驻外使馆，或是当作礼物送给外宾。”
“华夏第一屏”与民间智慧
电视机作为曾经的“三大件”之一，在馆中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虽然馆藏电视机不如收音机和电影机多，但是藏品却足够重量级。
展柜中，生产于1958年的北京牌820型35厘米电视披着大红花，放在木头箱子上。放眼馆中其他电视机并没有这个待遇，胡畔介绍，这款电视机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款电视机，被称为“华夏第一屏”。
对现在不少来参观的青少年来说，常见的电视机是轻薄的平板，对比之下，这台“华夏第一屏”可太厚了。胡畔说：“当时电视机的显像管、喇叭等零部件都很大，而且这台电视机的机箱是木制的，整机非常重。也是在‘华夏第一屏’问世的同一年，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并在20年之后改名为中央电视台，而现在已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了。”
那个年代电视机是件稀罕物，如果谁家有台电视机，那么晚饭后家里一定会高朋满座。然而当时电视机的屏幕太小，坐在侧面观看的人看不到画面，这时群众的智慧就凸显了。
一旁展示的20世纪60年代电视机屏幕前，放置了一块与屏幕大小差不多的凸透镜，如果站在电视机正前方观看，屏幕里面的画面变大了，但侧面观看画面则没有太大变化，不过看时间长了可能会头晕。胡畔解释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名为‘光学电视放大镜’的商品。装在电视的屏幕前，即便是坐在侧面也能看到相对清晰的画面。此外，当时的电视大部分都是黑白的，为了能让大家看到彩色动画，商店中也会售卖一种光学膜，罩在屏幕前，原本黑白色的屏幕瞬间就有了色彩。”
胡畔介绍，不管是放大镜还是光学膜其实最早都是群众智慧，商家在发现后嗅到了商机推出相关商品。“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放大镜和光学膜逐步退出市场。如今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两件东西，但它们是电视机在中国发展的特别见证，体现了我国人民生活发展的历程，更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充分展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本版摄影 常鸣
来源：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记者：张群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