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人的收音机故事
上回发言说到我文革期间当红卫兵，只知道跟他老人家“闹革命”，没有心也没有胆玩收音机。下面接着说。
我1969年中专毕业，分配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每月32元工资刚够吃饭，穷得好几年买不上手表，收音机更谈不上。奇怪的是，当时单身宿舍的职工很少有收音机的，原因可能，一是那时收音机还是高档电器，买不起；二是当时的国内电台广播实在没什么听头；三是在人人自危的宿舍里，谁也不敢踏这个雷区。
直到成家，仍然没有收音机。说句不好听的话，晚上连跟老婆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收音机？后来终于有个窝（平房，6平房米，进门就上炕），我竟把矿石收音机拣起来了。用二级管检波，效果好多了，有时候竟然能听到苏修（那时苏联的俗称）电台的华语广播（中波）。国内的电台除了政治就是样板戏，苏修的电台反而有时播一播中国的民间音乐，让人享受一点清新。
有一天我突然从中国台听到“绣金扁”的歌声，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歌里有歌颂总司令的词，当时也属禁歌。第二天上班，我把这事告诉了一个同事，同事好心地警告我：“别瞎白话了，老实干活得了，小心抓你现行（反革命）！”哪料到，此时正是四人帮倒台的日子，一声歌唱，标志着一派改革开放的新天地的诞生。借着这一声歌唱，第二年，我竟然考上了大学，成为一个年龄最大的大学生！
高兴之余，我给自己装了一台单管机，装了个舌簧喇叭。第一次用上电池了，这是我又一次精神解放。从前我在电池面前绝不敢前进一步，其中也是混合了前面说过的三方面原因。现在我可以大听特听了。可是我刚刚考上大学。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不但肩负着家庭的重担（女儿三岁），还要重新向书本挑战，学一点安身立命的东西。收音机又一次成了鸡肋。
上学期间的1979年，又一个沉重打击降临我头上——我71岁的老父亲病了，住近了医院。父亲一直和我哥哥一家同住，文化不高，但是关心时事，喜爱阅读。他也喜欢听收音机。记得我几岁的时候，我家好像有过一架收音机，棕色的木壳，右上方有一个不大的调谐窗口，指针是像万能表那样转的，大概是日本货吧。后来不知这东西哪儿去了。我猜想可能是家境不好的时候卖了。从此家里再没有过收音机。我小时候，矿石机的耳机整天挂在耳朵上，连吃饭睡觉都不摘下来。可是一碰上里面播京剧，只要父亲在家，我都会立刻叫他：“爸！京剧！”然后就把耳机子从我头上摘下来，挂在他头上。他呢，往往不作声地趴在床上静听一会儿，很快就还给我。
父亲退休以后，百无聊赖，尤其是晚上。每晚，他用我扔下的矿石机听新闻和天气预报。他侧身躺着，把一个耳机放在上面的耳朵上，直到睡着。后来我也给他装了一台单管机。可是他怕费电，听的时间少了，而且从来不忘听完以后关断电源。这一个负担，也许耽误了他很多睡眠吧。
如今，他病了，躺在医院里，心情忧郁。我们去看他，发现很多病友有半导体收音机，而且当时正流行着听什么评书，收音机可是病房里消愁解闷最好的东西。父亲并没有提出要求，但是我决定立刻给他买一台。
可是我跑了好几个商店，居然没买到。我有一个非同班的同学在收音机商店工作，我老着脸皮跑去请他帮忙，他说过些日子看看吧。过后，我给他打过两次电话，都说现在没办法。我知道他是不肯帮忙，急了，发誓一定买到。于是，我骑了自行车，到处跑，见商店就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不常去的中型商店里见到一台，而且是惟一的一台。
这台机器的说明书我至今保留着。是天津海河无线电厂生产的卫星牌7晶体管2波段收音机。售价49元。要知道，当年我的月工资是38.9元。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币值，再参考我目前的工资收入，怕要相当于现在买一台彩电了。
当晚，我回家什么事也没干，足足玩了一宿。我这是第一次玩真正的收音机。明天我就要把它送到父亲的病房去，所以我只有一宿的时间。我第一次听到短波，当我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的声音（当时没有干扰）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从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纯正、典雅的汉语。我听惯了中国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嚣叫声，也听惯了莫斯科华语台的老毛子腔。美国之音的内容先不说，光是他的广播员声音的魅力就征服了我。
第二天，当我到医院把收音机送到父亲手上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我又一次感到克尽孝道的满足。
然而，父亲渐渐地连开关也打不开、关不上了。在他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我感到他是幸福的。他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
后来，这台机器归了我。正如前述，我上学很忙，经常熬到后半夜，实际上已经很少听收音机了。这时候，我的岳父也需要它，我又把它送给了岳父……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买过好几台收音机，直到不久前买了德生BCL2000。如今，我也是土埋半截的老人了，清心寡欲，别无所求，只求自得其乐。收音机不仅是我儿时的好玩具，也是我老来的好伴儿。 （2003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