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孩和收音机的故事
（一）
小顺子大名叫赵常顺。
他家和我家是邻居，所以，我们从小是玩伴，长大是同学。他个头不高，却很机灵，学习也好，大家都爱跟他玩。我就更不用说了，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放学后，我就上他家，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收音机。他爸妈从来也不限制我们，只是嘱咐我们别老乱拧，小心拧坏了。那是一台老式的日本造收音机。黑黄的机壳，右侧上部镶着一块方玻璃，里面有一个像表针那样的指针，一拧下面的旋钮，指针就跟着转，就能调台了。后来，我们还一起装矿石收音机，玩疯了。
可是，慢慢听说，小顺子不是他爸、妈亲生的，是拣来的日本孩儿。“小日本”这个外号也在同学中间偷偷传开了。我呢，不管这些，还是和他好。
应该是在1963年。有一天，他悄悄跟我说：
“我要回日本了。”
“你真是日本孩儿？”
他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二）
那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
清晨4点，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中学的数学教官赵景生先生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爬起来开门去看，只见晨曦中是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右手抱着一个长布包，左手还拎着一个方布包，用痛苦和疲惫的眼睛望着他。来人认识，是他国高的同事，物理教官，日本人，名叫渡边宏健。名为同事，实则中日教官之间互存芥蒂，并没有往来。他这时候来找我干什么？赵先生怀疑地打量着渡边宏健，不知说什么。
“能让我进去说吗？”渡边先生操着生硬的汉语、明显带着乞求的口吻。
“请吧。”赵先生只好叫他进屋。
静默了几秒钟，渡边先生终于说话了：
“赵先生，你知道我们日本人现在的处境……苏联占领军今天就要把我们遣送了，可是……可是……我夫人病着，路上说不定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实在是没办法……您能不能……这孩子……”说着，打开了怀里的包裹，露出一个婴儿的小脸。孩子正睡着，粉红色的小脸上湿湿的，不知是汗，还是泪。
“我想请您照看一下这孩子，以后我会想办法来接他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赵先生，拜托了！”
赵夫人已经醒了，不等丈夫说话，先接过了孩子。她很喜欢孩子，因为结婚五年，她还没有生育。
赵先生凝视着渡边先生的脸。这张脸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赵先生想，你们也有今天，真是天照应。可是，如今这个可怜的人是在为了一个孩子在乞求，孩子并没有罪。他只能接受。中国人是善良的。
“我答应你！”
渡边先生闻声，紧张的精神稍稍松弛了一些。他拿起那个方包袱，放在桌上，打开来，原来是一台收音机。前两天刚刚用它收听过天皇投降诏书，布满灰尘的外壳也许还混杂着他的泪痕。
“没有东西送给你们，这收音机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吧。再见赵先生，拜托了！”说完，向赵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出门去了。
（三）
小顺子说，这一切都是他爸爸不久前亲口告诉他的，他不能不相信。他还说，先是公安局来找他爸爸，说有一个日本人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寻亲，落实到我们这里。那天，公安局来了两个人，问他爸爸，是否有一台日本老式收音机？爸爸说有，随即拿来给他们看。公安局的人当着他爸爸的面打开后盖，把底盘抽出来。在铁皮底盘的贴面板的一侧，发现了用尖头工具刻成的四个汉字“渡边一郎”。公安局人说，这就是要找的那个日本孩子的日本名字。这孩子的日本父亲很有心计：他料想贫穷的中国人不会轻易丢掉一台收音机，所以把他孩子的名字刻在底盘上，以便日后相认。现在果然证实了，小顺子就是那个日本孩儿。而且，他的日本父亲正准备把它接回国去。
小顺子不愿意去日本，更不愿意离开养父母。
但是养父母却同意了。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亲自为他办好了一切出国的手续。他说，当时有很多逃难的日本人半夜里偷偷把孩子扔在人家门口就走了。可是我们不同。渡边先生是当面把孩子交在他手上，并且说日后一定想办法来接。他是拜托我照顾，并没有把孩子送给我们，而我们是当面答应过的。中国人要守信用。
而母亲却一连哭了几夜。
就这样，小顺子于1963年的一个夏日踏上了归国之路。那年他18岁，高中三年级毕业。因此我也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四）
接下来是10年文革。赵先生没有躲过那一劫。他因为当过国高的教官，被定为日本特务、历史反革命，押在大狱里。他的苦命的夫人就此一命呜呼。赵先生倒是活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然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苍老、孤独的世外人：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在街上碰上他，尽管岁月沧桑，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我上前叫了一声：“大爷！”他凝神看了我半天，摇了摇头，仍旧一拐一拐地走他的路去了。他是认不出我了，还是不愿意拾起痛苦的回忆？
我是个收音机爱好者。有一次，我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他老人家曾经有过一台日本老式的收音机，这正是我多年渴望收藏的品种。不知那收音机还在不在了。要是还在，我能买下，不仅可以向同好们炫耀一番，也是对我儿时生活的最好纪念。然而，我立刻感到一种羞愧。对这样一个老人，我竟产生如此荒唐的想法，未免有点太残酷了吧。
（五）
1983年的一个夏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陌生：
“您是×××先生吗？”
“是。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赵常顺。”
“谁？”
“赵常顺。×××！我是小顺子呀！听清了吗？我是小顺子！”
我拿着话筒的手待在半空不动了足有半分钟。
他终于回来了。他是接到他养父病危的消息回来的。此前，他多次来信、来电找他的养父，总是没有回音。他以为养父已经死了。这次，他突然接到养父托人打来的电话，希望他如果可能，就回来一趟，自己怕活不长了，想见他一面。
他接到电话，立即办理手续，星夜启程。当他见到他日夜思念的中国爸爸的时候，爸爸已经躺在医院里。他服侍汤药，寸步不离。老人临死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用他鸡爪一样的枯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他儿子的脸，那张分别时泛着红光，如今已满是胡楂的脸。
（六）
小顺子是通过老邻居辗转打听到我的电话的。我立刻把消息告诉了我们的老同学。几天以后，大家在一起聚会了一次。一是见见国外回来的老同学，二是恰当毕业20年的纪念。
聚会办的很热闹。有畅叙悲欢离合、同学情谊的座谈，有推杯换盏、慷慨悲歌的畅饮，也有焕发青春，各展风姿的舞会。然而在所有的过程中，小顺子始终沉默寡言，不唱歌，也不跳舞，只偶尔和我说几句简单的话。大家理解他此时的心情，没有过多的打扰他。
一个月以后，养父终于死去了。他眼含泪水，忙着办理后事。但是他不懂中国的事情，里里外外，都是我帮他办。他总是很客气地一次又一次表示感谢，除此，再也不多说什么。
（七）
办完了后事的第二天晚上，他给我来电话，邀我到一个饭店去见面。我去了。
坐定以后，他仍然沉默着，只是不住地让我吃菜、喝酒。他自己也喝。开始还喝得慢，后来就渐渐快起来，一杯接一杯，像日本电影中武士喝清酒那样。
我怕他喝醉了，按住他的杯子。他挣扎着还要喝。最后，他说：
“好吧，不让喝酒，唱歌行吧？”
“唱歌行。你唱一个日本歌我听吧。”
“唱什么呢……就唱你们熟悉的北国之春吧！”
说罢，歌声已经低低地传了过来。他的男低音很有磁性：
“…………（歌词是日文，请原谅作者不会写）”
那充满诗意的春天的旋律在小小的房间中回荡着，仿佛将所有的痛苦都化为了力量，让人向上。以往我听日本歌，感到日本歌曲中总是有那么一点哀怨的意味，一唱三叹，让人唏嘘不已。惟有“北国之春”，一扫低回哀怨的情调，代之以昂扬奋发的旋律。我想，这也许正是中国人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吧。
歌声结束了。他抬起眼睛望着我，眼珠一动不动，仿佛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之中。这是他很少有的。
我说：“你唱得太好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日本歌！”
“谢谢你的夸奖。”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垂下眼皮，平静地说：
“明天我就要回国了。”
“明天？”
“是。”
“我去送你。”
“不必了。我谁也没告诉，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我一时无言。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弯身从旁边提起一个方布包袱，放在桌上，打开来。
“还记得这台收音机吧？”
“当然记得！”一霎时，儿时的一幕幕又在我的脑中翻开了。
“我爸爸一直珍藏着它。他说，看见这台收音机就像看见我一样。他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让我把它带回日本，把它交还给我的日本爸爸，还说让我替他谢谢我的日本爸爸，因为这台收音机曾经让他度过了那么多寂寞的日子。”
我无言地静听着，仿佛听到那个老人的低语。一个多么可敬的老人！
“我已经把一切都料理完了，我真的该走了。这期间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无法谢你，送你东西你不要，让我没办法。今天，我改变了主意，把这收音机带来了。我想把它送给你，希望你为了我们的友谊，不要推辞。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应该留在中国！”
我无言地静听，眼泪几乎滴到桌上。
“它还能用的，让我们试一试吧。”
边说边把插头插到墙上的插销中，略微调了一下旋钮。小屋中立刻飘起了二胡独奏的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是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我不只几十次听过它，没想到，在这样的时刻又是它。二泉映月不愧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它的凄婉、不屈的调子让你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八）
第二天早8点半，我赶到机场。小顺子看见我，叹了一口气：
“你还是来了。”
“我代表大家来送送你。”
“谢谢大家，谢谢你！”
我打开提包，掏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
“我想也给你留个纪念。”
我把盒子递给他，他双手接过贴在胸前。
“这是中国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虽然中国的电器水平远不如日本，但是，我希望你用中国的收音机听中国，听汉语。”
他突然退后两步，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我深深地弯下腰去：
“记住了！谢谢，谢谢！”
检票了。他最后握了一下我的手：
“洒羊那啦！再见！”
我泪眼模糊地看着他走进了机舱。我感到，这几天的时间学到的东西，比我一生学到的都多。
（ 全文完）
（挽断作于2004-06-26,首发德劲公司网站“收音机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