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祥
我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经常外出学徒、做小买卖，闲暇时无聊便凑到热闹处听人说书、看看戏什么的，时间长了便对外界的罕闻稀事和看戏产生了兴趣。在封闭的年代，父亲的这一兴趣爱好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的奢侈品；直到晚年一个偶然机会开始接触广播，与收音机结下良缘，才算满足了他的这些爱好。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天，在我们村附近矿区上班的一个亲戚告诉父亲：说他早晨从大喇叭里听到我写的报道。父亲听后很兴奋，又不知怎么回事，为了探个究竟，就隔三岔五到矿上高音喇叭下听广播。那时我当编辑，偶尔搞一次采访，广播里很少播我写的报道。父亲在高音喇叭下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听到我的名字及报道，很失望。
这事传到我耳朵里，随即我就去买了一台砖头大的牡丹牌收音机寄回家，父亲如获至宝，用毛巾裹起来，不让任何人动。父亲那时已上年岁，觉也少，呆在家里就是听收音机；摆弄来摆弄去，对收音机里的节目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当天的栏目内容很多也能早知道。
起初，父亲主要是听戏。从中央台到省、地台和周边省的一些台，挨着听，什么样的戏曲都有兴趣，一天到晚，巴不得把收音机里播放的所有戏曲“一网打尽”。
父亲听戏很投入，总是提前找准台，播音员（主持人）话音一落，调大音量，随着戏曲旋律便进入状态：时而静静坐着，时而半躺着，眯着双眼，一脸兴奋状，尽情地享受唱腔、曲调的美感，倾心欣赏唱段的精彩内容，还时常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上几句。遇到他熟悉的名曲老段，更是如痴如醉，那真叫过瘾！
时隔几年，我由做编辑改当记者，新闻广播中经常有我采写的报道，父亲则改变了收听习惯，每天早早打开收音机先听新闻。一听到有署我名字的报道，顿时就兴奋起来，像得了大喜，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有的重头报道一天要重播几遍，他就反复收听几遍。那些年我写了多少报道？是什么内容？早已忘却。而父亲则全给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早晨播了我写的什么内容的报道、是谁播的，那年总共播了我多少篇报道？哪月写的多，哪月写的少；哪篇写的长，哪篇播得短，都如数家珍，清楚准确。
父亲听收音机的兴奋点、关注点和所派用场，是多方面的。一次，一位近邻要来京找我办事，车票都买好了，父亲晚间新闻里听到我发自江西的报道，就立马告知对方，过些日子再去吧，他不在北京！然而，父亲关注更多的还是那些国内外大事、有趣的新鲜事。诸如：某大学校长去世了，某地获得了粮棉好收成；白天华北有小雨，明后天要大风降温等等。转身，他还要把这些东西告诉街坊邻居和家里人，自己的心里总是亮堂堂的。给人的感觉是，他知道很多新鲜事，懂得不少新道道。
那台牡丹牌收音机块头大，耗电量大，为了省钱，父亲总是把电池耗尽炸干才肯更换。为此，我又给他买了台质量高、耗电量小的红灯牌收音机，碗口大，塑料壳，灯笼形状。父亲更是喜欢，一天到晚双手捧着，有时贴在耳朵上听；躺着或睡觉时，把它挂在炕头墙上，形影不离，一直伴随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父亲去世时，亲人们都知道他的这一爱好和这一心爱物，便将这一永不腐烂的塑料壳儿收音机放在棺材里，永远在陪伴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