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八岁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随家从城市下放到一个落后的农村，当时那里没有电，晚上点洋油灯，我们带去了几件文明的东西：杆称，象棋，中药壶和收音机。当时那里的人们借还东西用自制的叫做“斗”的一种体形立方体木盒子，不知道象棋怎么个走法，生病都用跳大神算卦等巫术，有时候也能抗过去，那里的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山中，不识字，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

到农村第二年，我就上小学了，整个村子里算我只有三、五个孩子到几里之外去上小学，教室是一个濒临倒塌的土房子，二十几个孩子，没有正规的老师，农民代课，经过时间的煎熬，我小学毕业了，准备上人民公社的初中，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校长说我家是下放户，有问题，拒绝我上学，无奈我只好回家，这时的生产队长高兴得像摇尾巴的狗一样，给我分配了任务：给全村放猪，你年龄小干不动活儿，这就算照顾你了！这天晚上我不知道哭到什么时候才睡着了，我恨生产队长，他一手遮天，他说的话就是法，我才13岁就让我干活，他比地主还狠，如果是现在，他早就该坐牢了。生产队长的话就是圣旨，谁都不敢说不，第二天，我只好乖乖地拿起鞭子从村子的第一家吆喝到最后一家，把全村的猪都集中起来赶到山上去放，周而复始这种日子坚持到秋收以后，猪可以随便跑了，我算暂时的下岗（那时候还没有下岗这个词呢）。有一天邻居家的一个失学的孩子和我去公社的收购站卖点废铁，他还请我吃了5分钱一块玉米面发糕，加上5分钱一碗豆腐汤，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翻过一座大山后，他突然说想上学，让我陪他去找生产大队的小学校长，我不肯去，他就连拉带拽，我只好跟他去了，此时正是下午1点多钟，校长午睡刚醒，迷迷糊糊地训斥道：“你们俩站好, 来干什么？”“上学”，校长也是个马大哈，拿起钢笔说，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你，好了，明天开始你们“俩”就上分校的五年级了。我听到“你们俩”，感到又惊喜又害怕，惊喜的是我可以上学了，害怕的是校长马虎怎么让我也混进了学校呢，万一他发现我已经小学毕业了怎么办？

带着唯一的一点侥幸心理，我开始返回小学五年级了，班主任就是本村的农民，他假装不知道我的背景，给我安排在班级最后一排座位上。三个月后，这个马大哈的校长知道了我的情况，打算让我退学，这时候班主任向校长求情，说留着他吧，也许以后他能有点出息。这样我就勉强被留了下来。

我刚到农村时，家里有一个矿石收音机，第一次拿出来用耳机听时，邻居的老老少少轮流要听，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活神仙还能说话？ 后来我就和哥哥商量准备买一台带短波的收音机，这个时候我马上要第二次面临上初中了，当时那个中学因为没有英语老师不开英语课， 但是我就是出于好奇心，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做梦都想要短波收音机。哥哥同意后，冬天我们就上山割鞘条，哥哥回家编筐，然后我们背着筐走十多里路去卖，经过一个冬季的奋斗，我们攒了二十元钱，家里还有二十元，我们高兴地到供销社花四十元买了一台海鸥牌二波段收音机，这是一台带皮套和跨带的便携式收音机，晚上到家一听，效果真好，短波台十分丰富，也没有民乐和锣鼓声。那个年代收听短波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白天不敢把收音机后面的波段开关推到短波的位置，晚上我就把收音机拿到外面的井桩子上收听短波，逐渐地我开始听美国之音白晓琳播讲的英语九百句和中级美国英语， 当时听不懂，听的次数多了逐渐能听懂一部分，我感到很高兴。1993年美国之音的白晓琳来我校访问，特意送给我一套她播讲的英语九百句录音带。
这个时候村子里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全村的男女老少每天晚上都挤到一起围坐在这个小电视前看少林寺，听评书杨家将，岳飞传，只有我每天晚上守候在收音机旁，通过收音机我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为了学英语，我就给VOA去信索取英语教材，当第一个印有英文地址的厚厚的信封来到人民公社邮局时，我的麻烦也就来了。公社派出所拆开信封翻了个遍，认定这是一封海外特务来信，一定与某特务组织有关，那个年代人的觉悟就是那么敏感，现在回想起来可笑。治安员把我叫来审问我，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认识他们的？你是属于哪个特务组织的？我回答，我为了通过收音机学英语索取教材，他连续问了2个小时都不带重复的，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他突然问：你往外国邮一封信多少钱，我说6毛（当时国内8分，国际6毛）。哈哈，他眼神一亮，似乎抓到了线索，这次可以请功领赏了，他转身拍桌子大吼：你怎么知道的？我说邮局墙上写着呢。他问的问题真没水平！最后他不得不放我回家，从此以后外国电台每次给我来信都要经过他们的检查后才能到我手，我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浓厚的年代艰难地通过收音机学习英语，从几个英语字母到英语900句，中级美国英语，最后考上了XX大学的英语系，在那个未进入文明社会的山沟里，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守候这台半导体收音机，希望从中听到好的消息，把这台收音机看成我的救命草，希望它能带我走出这个大山沟。

我听短波收音机就是喜欢守候一个频率，一旦听到奇迹我就特别兴奋。1979年苏联侵占阿富汗，我守候喀布尔电台听了2天后突然节目中断，我就猜测苏军已经打到了阿富汗首都，占领了喀布尔电台，2小时后喀布尔电台开始播出苏联歌曲，晚上又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新闻，验证了我的猜测完全正确，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守候收听。那时候短波信号没有民乐干扰，捕捉空中信号很容易，只要某个频点出现特殊的信号我都能辨别出来，当时联合国电台每周六只有15分钟的华语新闻，我就多次听到冒充联合国电台的信号，还有八一地下电台和其他不少神秘电台。听短波就是要研究神秘信号，从噪音中辨别信号，能正确地抄收到信息，这才是短波BCLer的功夫，收听短波的目的不一定是听内容，而更关心的是信号，有时候我听不懂的语言节目只要守候听其开头和结尾报台呼，证明我们收到这个节目信号也就达到了收听的目的。短波爱好者在论坛上应该是主流，他们不迷恋网络，他们的热点在于SW而不是FM，不愿意听FM里卖药的广告，更不热衷于立体声的音质，他们使用的都是单声道的小喇叭，喜欢在静静的夜晚关闭日光灯的干扰，独守在收音机前。不知不觉地我就成了这样的一员。

通过听收音机， 我还认识很多笔友，那个年代的笔友虽然没有见过面，但都很讲诚信，不像现在QQ里的网友，男的骗女的，女的骗男的，互相往床上骗。经常与外国的笔友通信，也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更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也增强了我要走出家乡的决心。通过外国电台结交的笔友，有些到现在还保持很好的往来，有时候我要订货，给笔友打个电话，他就用自己的钱没帮我买好货后发来，之后我再还钱，有时几万几十万的数额，可是我们都互相信任，笔友---真是难得的好朋友。
在那个封闭的时代，我们一代青年人还在为雷锋和英雄儿女流泪的时候，欧美早已进入流行歌曲和KARAOKE时代，澳广播出的流行歌曲吸引了一代人，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被定为靡靡之音，我通过澳广得天独厚地欣赏到，笔友经常寄来一些精致的小礼物，也让我开了眼界，当时我脑中的幻想就是：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有人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玩收音机干嘛？各种媒体发达，信息量大，但还是没有看着指示灯听收音机那种好奇的神秘感，玩收音机的人也都有另类体会，这是局外人永远体会不到的美妙的感觉。短波节目在减少，逐渐转向网络广播，手把方向盘的人对空中广播节目的依赖不可忽视，以至于近几年兴起了很多交通广播电台，很多工作场所没有网络只能用普通收音机；作为外国某些政府的喉舌和教会布道的电台，他们也不会放弃向那些没有网络的地方的老百姓洗脑的机会。从这点看传统电台还得存在下去。

收音机就像一盏灯，指引我艰难地走出那贫瘠的大山，收音机没有把我的思维停留在那个大山沟里，在我童年那艰难日日夜夜，我从收音机看到了希望，那时候我喜欢听收音机播出的歌曲是“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不喜欢的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喜欢奥妙无穷的收音机。